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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是如何成为“国宝”的?

2019-11-02 21: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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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编者|朱舒洁

2019年6月5日清晨,大熊猫李稷产下一只“胖女孩”,这是今年世界上第一只圈养大熊猫。它被命名为姬晓。三个月后,“姬晓”正式揭幕。灰色和白色的皮毛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基地的工作人员说灰色皮毛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事实上,“姬晓”祖母“姬”的后代经常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年轻时,黑色部分很轻,就像“打印机墨水用完了”。这种情况会在半年后逐渐恢复正常。除了头发的颜色,姬晓这个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央视主播朱广权展示了他标志性的冷幽默,《姬晓》可能是为了庆祝熊猫繁殖表演的圆满完成。"

大熊猫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人们为新生的熊猫欢呼,在熊猫直播频道中融化了可爱熊猫的心,并为熊猫赢得了外国朋友的心而感到自豪...然而,也许许多人并不知道享有“国宝”地位的熊猫在中国历史上早已不为人知——我们既不能在古代的金属或陶瓷器物上找到它,也不能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对它的描述——它的文化地位与龙、凤、麒麟等中国“神奇动物”的文化地位相差甚远,甚至与蝉、蟋蟀相比也是如此。那么,这只只能拍摄黑白照片的胖乎乎毛茸茸的动物是如何登上“国宝”宝座的呢?

加州圣玛丽学院历史副教授、中国环境历史学家埃琳娜·宋斯特(e. elena songster)认为,大熊猫作为国宝的地位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在2018年出版的《熊猫国》一书中,她指出熊猫的国家偶像地位部分是因为它可爱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中国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环节。大熊猫具有悠久的生物学历史,数量少,缺乏传统文化意义,这一事实实际上符合20世纪中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需要。“作为指导科学和大众民族主义的官方目标,大熊猫的崛起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戏剧性崛起。”

1955年,北京动物园迎来了来自四川、萍萍、邢星和贝奇的三只大熊猫。媒体高度关注第一只进入北京的大熊猫“萍萍”。《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30日发表了一组题为《萍萍日记》的图片,报道了大熊猫“萍萍”日。宋雅兰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的《好朋友画报》到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详细描述了大熊猫的外貌和栖息地等基本信息,这说明了大熊猫对该国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也意味着直到20世纪中叶大熊猫才开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以前未知的动物最初是由去中国的西方科学探险者发现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学分类中的争议而广为人知。186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彼得·阿贝·阿曼德·大卫首次将大熊猫引入西方世界。他把在中国发现的特殊动植物标本送到了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大熊猫。当时,四川当地人称大熊猫为“白熊”,而阿曼德·大卫(Armand David)则将其描述为“著名的黑白熊”。

阿曼德·大卫敏锐地意识到大熊猫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动物,但他没有想到大熊猫可能不是一只“熊”。在检查大熊猫标本的牙齿和骨骼后,法国动物学家阿尔方斯·米尔恩-爱德华兹(1835-1900)认为大熊猫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许多特征与19世纪初动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大熊猫(当时称为“熊猫”)非常相似。为此,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熊猫属”,并以它们的名字来区分上述两种动物。前者被称为“大熊猫”,后者被称为“小熊猫”。

矿工爱德华(Miner-Edward)的重新分类不仅确立了大熊猫的拉丁和流行名称,还使得“大熊猫”取代了四川方言中的“白熊”和“花熊”,成为这种黑白动物的官方中文名称。然而,“大熊猫”这个名字仍然反映出它在分类学上的争议:它是属于熊科还是属于原虫科?直到现在,即使科学家已经掌握了dna分析技术,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熊猫的历史栖息地比现在要广得多(主要在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区)。大熊猫在更新世(2,580,000至11,700年前也称为冰河时代)的活动包括了中国整个南部地区,从南方到今天的越南,从北方到北京。大熊猫广泛的史前活动使它超越了当地动物的地位,成为了国宝。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化石早在1915年就在越南和缅甸出土,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数据中。宋雅兰认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疏忽反映了中国出版商的民族主义关切,即中国应该是大熊猫的唯一产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文本中一直强调大熊猫是“活化石”。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缺乏进化变异,并且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幸存到现代的原始动物。大熊猫在冰河时期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被视为奇迹,这进一步增加了大熊猫的神话。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大熊猫作为“活化石”的讨论经常伴随着对“国宝”和“珍稀动物”的描述——大熊猫由于其悠久的生物学历史和稀有的数量而变得越来越珍贵。

与此同时,宋亚兰指出,大熊猫缺乏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是它成为国宝的先决条件之一。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和文学的焦点,甚至它与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物和经济意义——然而,它缺乏意义也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更合格的偶像。“因为熊猫没有明显的或被广泛接受的传统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需要担心它们是否会在君主制时代引起中国文化的负面联想,并且可以享受熊猫和中国之间的地理联系,”她写道。“这些加强国籍概念的积极和正面意义,加上熊猫迷人的外表,使这种动物得到官方的支持,并成为国内外流行的象征。”

196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规定必须保护两种动物。第一类是珍稀动物和鸟类,第二类是经济价值高、数量少的动物和鸟类,或者是目前中国特有的一定数量的动物和鸟类。在第一类中,共有19种珍稀动物和鸟类,大熊猫被列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62年的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复苏的明显目的,但系统保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珍贵稀有”动物的提议也表明了国家对以大熊猫为首的少数动物象征意义的重视。

同年,四川省林业厅指示平武县做好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准备——19种珍稀动物中有9种是四川特产,这使得四川省特别重视环境保护。经有关专家认真调查核实,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首批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四大自然保护区之一。因此,大熊猫的特殊地位已经确立。

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不久,中国进入了动荡的十年。也是在这个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全国广为宣传。“它已经成为一种众所周知和被广泛接受的创新传统艺术形式和赞美国家的方式。它不再只是一种稀有动物,而是一种国宝,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对熊猫的科学研究和熊猫图像在工业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应用都有助于推动这一变化。”宋雅兰写道。

尽管科学家发现熊猫是政治安全的一个研究课题,但艺术家和制造商发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熊猫形象融入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与反传统的基调齐头并进。宋雅兰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熊猫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代名词。研究大熊猫、描绘大熊猫和大规模制作大熊猫形象,都是赞美这一珍贵的中国财产甚至中国的无可指责的方式。这些行动不仅确立了中国对大熊猫的所有权,也激起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以大熊猫为创作对象已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在20世纪之前,大熊猫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几乎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大熊猫在帝国时代不带有封建社会的不良联想,在社会主义时代成为优秀的创作题材。1963年,也就是国务院将大熊猫列为应该保护的珍稀动物的第二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以大熊猫为主题的邮票。邮票上是著名画家吴作人的水墨画。一只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手里拿着竹子在吃东西。熊猫邮票的发行不仅证明了大熊猫作为国家形象的地位,也表明大熊猫是中国传统绘画公认的主题。

巧合的是,大熊猫的形象在同一时期开始传播到国外。1961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采用大熊猫作为其标志。大熊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送往国外,并开始在西方社会获得青睐。虽然世界自然基金会当时没有保护大熊猫的项目,但负责人仍然认为大熊猫象征着基金会的愿景。宋雅兰还指出,20世纪60年代是彩色印刷非常昂贵的时代。大熊猫黑白相间的颜色和简单的线条帮助这个年轻的非政府组织降低了传播成本。

在中国的工艺美术圈,大熊猫的形象也被广泛使用。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继续宣传大熊猫作为一种新的设计元素被纳入传统工艺美术的创作中。1972年8月,媒体报道,湖北省的一家纺织企业引进了熊猫吃竹子的新模式,取代了传统模式,如花、鸟、昆虫和鱼。同年,景德镇的一家瓷器厂因引进熊猫和乒乓球图案瓷器而被媒体认可。《人民日报》在文章《积极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中赞扬了工厂的现实创造。1973年,《人民日报》还在文章《传统工艺新词》中报道,广西一家面料厂引进了全新的“熊猫竹”织锦图案。

此外,大熊猫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品牌设计,作为促进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具。第一个广为人知的熊猫品牌是南京无线电厂推出的熊猫品牌收音机。1956年,毛泽东参观了南京无线电厂,参观了无线电生产线,很高兴看到国内的无线电,并鼓励它再次攀登技术高峰。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南京无线电厂开发了一款反映过去十年发展新水平的电子音频产品,并将其命名为熊猫1501高级收音机(Panda 1501 Premium Radio)。此后,工厂延续了“熊猫”品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熊猫收音机。

在此期间,熊猫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商业象征。1960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内蒙古一家乳制品公司推出熊猫品牌炼乳和黄油产品——熊猫与乳制品或内蒙古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经营者利用这一商标开拓全国市场,并将内蒙古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1962年,《人民日报》在文章《有趣的塑料玩具》(Incient Plastic Toys)中报道,一家塑料制品厂推出了一款塑料熊猫玩具,称熊猫胖乎乎的身体和又大又黑又圆的眼睛使它成为儿童的理想玩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科教纪录片的主题。这部名为《熊猫》的纪录片描绘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生物,展示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最新成就。《熊猫》获得官方支持,并在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同时,中国政府还将熊猫作为国家礼物赠送给伊朗、伊拉克和其他国家。

“大熊猫不仅没有受到政治团体的污染,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毫发无损地逃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熊猫从民族主义的表达变成了公认的国家象征。然而,当人们反思“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创伤时,他们不会想到大熊猫...大熊猫的政治本质在于它固有的散发非政治氛围的能力。”宋雅兰写道。

随着十年动乱接近尾声,熊猫“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双重性质越来越体现在“熊猫外交”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熊猫作为国家礼物送给外国政府,这是一种友谊的姿态,象征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已经开始敞开大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宋亚兰指出,“大熊猫曾经是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象征,但现在它帮助中国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随着中国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熊猫外交”于1972年正式开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妻子访问了中国。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一站是北京动物园。她饶有兴趣地看着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得知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大熊猫的人工繁殖技术。尼克松夫妇离开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决定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为了向美国解释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官员提出了“国宝”一词。美国政府归还了一对麝牛。当运送大熊猫的美国空军军用飞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玲玲”和“邢星”被视为访问美国的国家元首。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1000多名政要出席了美国国家动物园的欢迎仪式。大熊猫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平均每小时有1000人参观动物园。

在消化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当局认为,是时候打破冷战的枷锁,与中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了。1972年9月,日本新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向日本表示,中国愿意给日本一对大熊猫。当大熊猫康康和蓝蓝到达东京时,日本社会对它们表现出了和美国一样的热情欢迎。

鉴于美国和日本对熊猫礼物的积极回应,中国政府自信地启动了“熊猫外交”,重新定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宋亚兰指出,从1971年到1976年,中国政府间组织的成员数量从1个迅速增加到21个,熊猫国庆日是中国国际关系战略转变的明显标志。截至1982年,共有9个国家收到大熊猫,包括苏联(50年代)、朝鲜(60年代)、美国(1972年)、日本(1972年)、法国(1973年)、英国(1974年)、西德(1974年)、墨西哥(1975年)和西班牙(1978年)。大熊猫很快赢得了海外当地人的心,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中国大熊猫项目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国自上而下对大熊猫的重视也给向外国政府捐赠大熊猫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在20世纪80年代大熊猫灭绝的恐慌中达到了顶峰。1983年,竹子开花现象在四川出现,这立即让人们想起了1976年竹子开花后普遍枯萎的痛苦过去,这导致大熊猫异常死亡人数的增加。

政府吸取了上一次类似事件准备不足的教训,迅速动员人们参与大熊猫的救援。媒体不断报道四川当地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无私行为,他们为拯救大熊猫做出了物质牺牲。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参与了募捐活动,并为拯救大熊猫做出了一点贡献。20世纪80年代,“国宝”一词被广泛用于拯救大熊猫的宣传和动员。很快,这个术语被认为是大熊猫的同义词。

事后看来,对20世纪80年代大熊猫灭绝的恐慌可能有点小题大做。1988年,中外动物学家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王朗自然保护区没有一只大熊猫死于饥饿。作者分析了从1981年到1985年(竹子大量死亡两年后)收集的数据,得出了这个结论。生物学家潘石闻经过考证认为,根据1989年大熊猫调查的数据,现存的1000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意味着每年自然死亡的数量应该在50只左右。由于1983年大熊猫死亡人数在这个正常范围内,那一年的恐慌并不是真正的危机。

然而,大熊猫灭绝的恐慌确实将大熊猫形象奉为国宝,加深了人们对大熊猫稀有、需要小心呵护的印象,失去任何一只大熊猫都是一大损失。也是从1983年开始,中国政府决定停止给熊猫,而是出租它们。1984年,中国把两只大熊猫“永勇”和“辛颖”从北京动物园借给洛杉矶动物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游览。由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洛杉矶动物园赚了很多钱,这也引发了世界大城市向中国出租大熊猫的热潮。然而,许多动物学家质疑短期租赁计划,指出这将打破大熊猫的自然繁殖周期,并对它们的心理健康有害。此外,短期租赁计划相当于将大熊猫作为摇钱树,这严重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动物权利活动家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经过慎重考虑,中国政府于2007年正式终止了大熊猫短期租赁计划,并宣布未来所有租赁计划都将是大熊猫长期国际合作育种研究项目。要求合作的外国动物园必须保证10年以上的租赁期,并每年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租赁费太高,动物园很难利用熊猫展览获利)。如果熊猫幼仔在租赁期内出生,他们必须向中国支付额外费用,并在几年后(通常是三年)将新生熊猫送回中国。大熊猫的长期租赁因此成为最常见的“熊猫外交”形式。接待大熊猫的外国动物园通常为这些贵宾准备宽敞豪华的独立场地,负责照顾大熊猫的工作人员也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

今年4月,大熊猫“兴2号”和“毛2号”进入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开始了为期15年的大熊猫科研和保护国际合作。为此,哥本哈根动物园特别以太极八卦图为灵感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耗资1.5亿丹麦克朗(约合2200万美元,合1.57亿人民币)。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为熊猫馆揭幕。

在大熊猫欢迎仪式上,玛格丽特二世表示:“我要祝贺哥本哈根动物园和所有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人。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看到它们,希望可以看很多年。”据丹麦当地媒体the local的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丹麦租借大熊猫的协议将改善两国之间的商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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